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央视的“勤杂工”朱军

时间:2017-11-12 作者:未详 点击:

  高立民把我领进央视后,我第一份固定工作就是早上到14楼打开水,中午到食堂买盒饭。当时全办公室的人中午吃什么都是由我决定。我去得早,他们就可以吃上排骨或红烧肉一类的好菜。所以中午十一点半之前我就开始惦记这件事情。打回饭,帮他们送到桌上,看着他们吃得开心,我有一种满足感。其实电视人的性格很多是外向和张扬的,并没有什么等级观念,日子一长,陌生感就消失了。
  
  节目组开会是我最兴奋的时候,可以见很多人,可以了解大家都在忙什么事情。那时《东西南北中》是中央一套黄金时段的节目,每周六晚上20:10的CCTV-1播出,当时CCTV-3综艺频道还没有开播。中央一套的节目在大家心目中的地位可想而知。
  
  当时正在策划《东西南北中》春节后的第一期节目。我在组里打了半个月的杂工,当了半个月的剧务。有一天高立民对我说,我给你介绍两个领导认识一下。这两个人,一个是当时《东西南北中》的制片人孟欣,另一个是当时文艺部主任邹友开。
  
  孟欣是在中央电视台遇见的第一个可以决定我命运的人。见面之后的一天,孟欣提出要看看我的资料,我毕恭毕敬地把在书包中揣了半个月的录像带拿了出来,双手捧着交给了孟欣。看录像的时候,她一句话不说,我屏住呼吸惴惴不安地等待,邹主任正好经过,淡淡地问了一句:“这个小伙子是谁?”
  
  我胆怯地说:“主任,是我。”说话的时候完全没有底气。
  
  在孟导的建议下,我拎着自己的行李,“三牙一毛”,加两件衬衣,和崔亚楠一起来到了位于翠微宾馆的单身宿舍。这是一个普通的标准间,两个大男人住显得非常小,但是房间有一个向阳的窗户,在我看来这间房子象征了太多美好的事情,我不但可以不交钱,白吃白住,而且终于可以在早上醒来的时候看见阳光了。
  
  住在翠微宾馆的日子开始让我觉得踏实了一些。每天早上,我和亚楠坐地铁上班。兰州没有地铁,北京的地铁很快,我们只需要坐一站就到了。那时候地铁票价是五毛钱,对于我们这样的短途来说实在是不值。于是为了省钱,捎带着锻炼一下身体,我们每天跑步上下班。看到长安街上来往的车辆,我心里偷偷地琢磨:奋斗10年,我怎么也能开上辆“奥拓”吧!
  
  初春的一个午后,孟欣对办公室所有的人说:“今天晚上开《东西南北中》新一期的策划会,大家该准备的准备一下。”
  
  于是,编导们纷纷打电话请人,整理材料,我没有什么可准备的事情,也不敢问,心想:只要他们能带我去就行了。
  
  晚上,我们从台西门出来,打了一辆“面的”,接上许戈辉,我们到了京丰宾馆的一个会议室,在那里我又见到了另一位仰慕已久的著名策划人焦乃积先生。请外脑策划是电视台做节目的一个行之有效的方式,无论是《东方时空》、《实话实说》,还是我们的《艺术人生》都是如此。策划是一个由虚到实的过程,在这个过程中不仅仅是结构节目,更重要的是探讨节目理念。
  
  此时我坐在一个角落里一言不发,当然也没有发言的资格。听着大家各抒己见,侃侃而谈,我觉得自己的汗毛孔都张开着,脑子跟录音机似的,几乎能背下他们所有说过的话。也许是因为那个时候太过敏感,对专业的敏感,对每个人、每件事情的敏感,还真让我学到了很多闻所未闻的知识。
  
  策划会一连开了七天,天天挑灯夜战,而且越是深更半夜大家越是才思泉涌。最后一天的晚上,节目的基本样式确定了。邹友开主任来了,大家需要将策划的结果汇报给他,批准后就可以领经费开始拍摄工作了。
  
  忽然,孟欣说:“朱军,你给邹主任说说我们这几天讨论的结果吧!”
  
  要我说?我连自己在这期节目里干什么还不知道呢!但是,她确实要我说,我没有紧张,因为我连紧张的时间都没有。
  
  那就说吧!在这个节目组中,头一次,不是说中午盒饭的事,而是1994年第一期《东西南北中》的策划方案。听我说话的人是能决定我命运的人。
  
  相声演员,记性好,再加上太多敏感,竖着耳朵听的东西一句都没落,我当时连相声“贯口”的工夫都用上了,一气呵成。尽管仅仅是转述别人的观点,20多分钟吧,房间中就我一个人在说话,大家目不转睛地看着我。
  
  事后很久,孟欣说,就是在那一刻决定用我作这一期的主持人。
  
  散会后,老孟说:“朱军,没事和许戈辉好好聊聊,熟悉熟悉,这期你俩搭档试试!”说完转身走了。
  
  奇怪!求之若渴的东西来了,却没有瞬间的狂喜,也没有什么人向我祝贺,高立民、崔亚楠他们都没有,一切显得异常平静。
  
  真的要录像了,真的要在中央电视台主持节目了,准备比等待更加紧张。于是我每天很早来到办公室,把一切相关的带子和节目资料都看一遍,回到宿舍趁亚楠不在的时候对着卫生间的镜子说:“观众朋友,您好!欢迎您收看这一期的《东西南北中》。”尝试着各种表情、各种肢体表达,活活一个神经质。和许戈辉也是天天打电话,一到办公室就对词,其实充其量不过十几句话,对了一遍又一遍,我生怕因为自己的一点闪失而前功尽弃。
  
  没有出镜的衣服,我来北京时就带了两件衬衫,毛衣穿了一个冬天。越临近录像我越心急火燎。
  
  和我同住的崔亚楠看出了我的心思,问我:“到时候你穿什么呀?”没等我说话,他神秘兮兮地拉着我就出去:“我给你弄套衣服去!”
  
  我们出门坐上地铁。路上他才告诉我,他认识一个叫“仕奇”西服专卖店的老板,也是内蒙人,他的老乡,我们可以先向他借身衣服应应急。老板听明白我们的意思后,二话没说,指着一屋子的西服,就说了仨字:“随便挑!”
  
  我拿了店里最便宜的两套衣服,走出店门。
  
  录像的当天简单而顺利,节目的要求很简单,我只是和许戈辉在演播室中将串场的词录一遍就行,每回几乎都是一次通过,因为词我已经背得滚瓜烂熟。录像后,我换下衣服。到中午了,继续去打盒饭。
  
  我和导演高立民一起进机房,剪片子。每每剪到有我的片段,我都特别仔细地看自己,明显有点傻,明显不自然,说话再慢点就好了……我给自己找出无数的缺点,摄像机总是能夸大人的缺点,经常在机房里觉得自己“惨不忍睹”。也经常有认识或不认识的人到机房看上一段,忽然就问:“这小伙子是谁?”
  
  每听到这样的问话,我都自我安慰地当成是在夸我。
  
  我坐在机房的角落里,像个剧务一样地送水送饭,进来的人不会注意我,但是他们至少注意了屏幕上的我。我是一名电视节目的主持人,我不求在生活中光彩照人,但要在屏幕上引人注目。那个时候,白天工作,晚上做梦都在说:“东西南北中的观众朋友,大家好!”
  
  熬机房是一个艰苦的工作,空气浑浊,不见阳光,“躲进小楼成一统”,却令精神十分集中。直到有一天晚上,终于编完了,孟欣要来审看,之后就可以合成,上字幕。我站在旁边心里盘算:会给我打一个什么字幕呢?
  
  我有些忐忑,隐隐期待着什么。
  
  于是等待。
  
  这不是第一次等待了,在东门、在办公室、在策划会上。
  
  节目审过皆大欢喜,机房的技术员熟练地上字幕。这时,技术员头也不抬地问了一句:“朱军名字前面打什么字呀?”
  
  “‘主持人’呀!”孟欣极其不经意说出了三个字,技术员照办。周围没有任何人流露出惊异或是质疑,依旧没有喝彩和祝贺,大家平静地继续后面的工作。只有在我的心中,经历了翻江倒海的激动,我强忍着。
  
  我清楚地记得,那天是1994年3日28日,我终生难忘的一天,我庆幸它成了一个起点而不是终点。
  
  孟欣走的时候,我胆怯地说:“谢谢孟导。”  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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